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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间谍机构与传奇间谍(3)

素材录入:墨星 素材来源:网络 入库时间日期:2009-06-28 08:26:30 对 1723 个作者有用 加入收藏 评论:0 标签:

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顷刻就可迫使西德就范。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赫尔加等十几位漂亮女郎先后成为东方间谍之后,西方的绝密文件如同流水一般泄露而出。华沙条约组织发动闪电式袭击所需的战斗性情报来自这些闺中谍秀,其中主要是赫尔加·贝格尔。

 

“大量女秘书变成间谍,波恩政府当局不得不在各部到处张贴这种布告:“警惕躲在暗中的唐璜,甜言蜜语能够撬开保险柜……。”

 

7.1落入谍网

 

当赫尔加·贝格尔兴冲冲地跨进巴黎拉斯帕伊大街的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大门时;这位20岁的姑娘决不会料到以后她会变成战后最危险的风云人物。很久以来,东方的特务机构一直把能掌握外文的年青姑娘作为他们攻克的对象,以利于他们借这些年青女郎进行谍报工作。每发现一个女性目标,东方特务机构都要登记注册,注册后的女郎,在她们的全部职业生涯中,将受到不断的监视。一有机会,特务机构就从大量的候选女郎中选出最适合的一位,经过引诱,迫使她们一个个上钩。赫尔加·贝格尔就是这样踏上特务事业险途的。

 

这位芳龄20、头发棕色的姑娘,身材矮胖,一双伶俐的大眼,使人感到她聪明无比。虽然长得并不漂亮,但也不泛女性的摩登。1961年9月的一天,她跨进了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开始了她的学业。她勤奋努力,虽然有些谨慎、腼腆,但是入学不到一年,就通过了学校的所有考试。获得毕业文凭后,赫尔加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她来到一家化工厂任商业秘书。3年后,她离开了令她厌倦的古城皮尔马森斯市。

 

1965年,赫尔加来到波恩。一张报纸上的启事引起她的兴趣,她前往联系,很快被招聘为外交部的秘书。这位昔日的商界小秘书在首都交上了在外省的同事们梦寐以求的“红运”。然而,赫尔加却万万没有料到,“红运”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结局。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特工人员看到条件已成熟,便立收鱼线,开始密切地注意她的行踪。赫尔加住在波恩被称为“秘书之家”的一幢大楼的寓所里。这里舒适平静,隔窗远望,满目一片都市风光。

 

赫尔加感到一阵阵的激动,她希望自己能在这里轻松的生活一段时间,忘掉痛心的苦恋和感情的纠蔼。夜晚,赫尔加常常自己一人走向集市上的咖啡馆,在那里消磨夜晚漫长的时光。

 

1966年3月的一个傍晚,她在朗哈尔特咖啡馆吃完冰淇淋,准备返回寓所时,一位陌生的男子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问她:“小姐,请告诉我剧场在什么地方?”

 

这位男子身材魁梧、肌肉发达、充满了男子汉的气概。这位男子的热情和男性的气质象一块磁铁紧紧地吸引住了赫尔加的注意力,她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一种本能的冲动袭向她的全身,她久久地注视这位美男子:美丽的头发,高高的鼻梁,健壮的身材。赫尔加压抑在心中的情火又一次燃烧起来。她想起了往日与他幽会缠绵的皮尔,她多么希望眼前的这位美男子就是往日的他呀。当这位美男子告诉她说:“我叫彼得·克劳斯,希望以后能与你再次见面”时,赫尔加无限激动,她毫不思索地接受了这个请求。第二天,赫尔加换上新的礼服,如约来到朗哈尔特咖啡馆,他们久久地攀谈,不忍离去。

 

第二天,他们又一次会面。不久以后,赫尔加就很少在白杨树大街自己的寓所过夜,而经常去彼得的住地幽会了。彼得在莱茵河畔科尼施温特租了一套陈设豪华的房间,赫尔加经常和彼得在这里谈天说地,幽幽缠绵。很快赫尔加便扑向了彼得的怀抱,他们如胶似漆,疯狂地走向了爱情的雀巢。彼得不久就向赫尔加正式提出了结婚的要求。他待人殷勤、温柔,态度谨慎,所以赫尔加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是,由于彼得对自己的生活来源守口如瓶、严加保密,这使赫尔加的父亲对这位自称没有地位但又挥金如土的求婚者产生了疑问。赫尔加的父亲为此请了一位私人密探对这个求婚者进行侦察,结果使贝格尔一家惊恐万状:原来未来的女婿用的竟是假名!赫尔加要求彼得作出解释,彼得遮遮掩掩,直到他和赫尔加一起来到里米尼度假,彼得才向她透露“真情”:他是英国情报处的间谍,他的任务是了解西方人是否能真的信赖德国人,波恩政府在同苏联人的关系问题上是否明的一套,暗的一套。彼得坦露真情后,逼迫赫尔加立即作出抉择:要么彼此分手;要么就成为一个英国间谍夫人,并协助他的工作。

 

赫尔加望着彼得魁梧的身体。伏在他宽阔的身上,她不舍得丢掉这位美男子的丈夫。抚摸着彼得健壮的肌胀,赫尔加情火起伏,她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她又一次扑向彼得的怀抱,埋头于他有力的身躯之下。在一份东柏林伪造工厂制作的、印有英国徽章标记的表格上,赫尔加签上了她的名字。就这样,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波恩又多了一名间谍,赫尔加在登记卡片上用的是假名——诺娃。

 

7.2施展魔法

 

婚后的赫尔加以诺娃的身份开始了她的间谍生涯。她开始从彼得那里学习获取情况的种种手段,也开始了她风流的间谍历史。刚入谍界,诺娃并不以为自己有多大的作用,也不知道她已成为东德的特工间谍,她以为自己从此加入了英国情报处。开始时,诺娃提供一些诸如秘密电话号码以及有关某些高级官员的风流韵事等微不足道的情报。也许,这对于以后进行讹诈活动是有用的,但总的来说,没有多大油水,仅仅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赫尔加的丈夫为人热情、谨慎,她非常喜爱他,他宽阔健壮的身躯、富有男性魅力的肌肤、发达的胸饥有力的臂膀,无不令她梦牵魂绕。她难以相信彼得所说的情报处的背景,她不相信有必要逃往东柏林与情报处的人相会,她根本就难以相信自己的丈夫竟是间谍,唯一的感觉是,每天晚上与她同床共枕的彼得,似乎心事重重,并不象他们刚堕人情海那样可信可爱。无论出于何种考虑,东德安全部在波恩的上司都要求彼得再投诱饵,牢牢地把这位新的成员巩固起来。按照上司的旨意,彼得·克劳斯串通另一个东方间谍设置了一个新的骗局。彼得告诉诺娃:“我们的上司已从伦敦抵达这里,他想同你会面,并向你表示祝贺。”诺娃半信半疑,在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一套豪华的客厅里,诺娃见到了一位50开外的绅士。他以上司的身份用德语对诺娃说:“伦敦方面对你非常满意”。他赠给诺娃一支英产金笔和其它许多名贵化妆品。诺娃确信无疑了。她为能与上司见上一面而高兴,为自己能加入一个传奇式的情报机构而感到骄傲,他们共进了晚餐。

 

面对这位气度不凡的绅士彬彬有礼的款待和过分热情的招呼,赫尔加心花怒放,她的情欲之火又一次燃烧起来,一双渴望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位上司。当两双炽热的眼睛相遇时,赫尔加再也按捺不住狂跳的心,当晚,他们就住进了“美洲豹”

 

大饭店。兴奋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赫尔加为有一位既是她上司又是她极其理想的情人的男人感到自豪。从此以后,赫尔加频繁地与这位自称是她上司的男人来往,并加倍的努力,尽力满足上司提出的种种要求,向他提供价值越来越高的实质性情报。以此为借口,赫尔加常常与这位上司幽会,一起出入于宾馆酒吧,忘情的吃喝玩乐。她为多一位共度情海者而常常夜不能寐。

 

一次偶然的机会,1968年春天,诺娃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她又一次来到华沙,任西德商务代表处主任海因里希·博克斯博士的秘书。当时,西德外交部长维利·勃兰特正开始有计划地推行同东方和解的政策。由于华沙没有西德大使馆,因此博克斯博士还负责同波兰官员进行秘密接触,这样赫尔加不仅能够看到商务处的各种文件,而且对暗中的交易也了解得一清二楚。更何况,她现在又多了一条渠道,可以在枕边套取机密。赫尔加极力装扮自己,百般卖弄风情,一有机会就挑逗这位60岁高龄的博克斯博士。博克斯博士尽管已年岁渐高,气力不足,且笃信基督教义,仍然难以抵制来自赫尔加这位女秘书的性诱惑、他也忘记了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在女秘书的“无限魅力与温柔”下跌倒在床上。

 

彼得在华沙租了一个小套间,他每月来两次。在这个小套间里,他有时连续工作几小时,拍照复制诺娃从商务处窃取来的大量文件。诺娃工作效率极高。她同博克斯博士这种亲近的暧昧关系使她免去了所有检查。她只需在打字机上多垫放一张复写纸。

 

每隔半月,她带上装毛衣的塑料提包到彼得的住地走一趟,秘密情报就藏在毛衣内。这一狡猾的交接情报手段连续使用了两年,直到博克斯博士离职退休为止。

 

两年多的时间,博克斯博士似乎毫无怀疑,每当他稍有觉察或微感不适时,赫尔加就投去妩媚的目光,撩拨这位商务代表处主任。一次,赫尔加如法在打印机上放上复写纸,正在打印,博克斯博士向她走来,赫尔加急忙向他投去温柔的一笑,一只手自然地伸向他的衣裤,另一只手迅速地取下了打印机上的复写纸。随着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博克斯博士便再也顾不上瞄一眼打印机,就和她躺倒在松软的沙发上了。利用这一手段,赫尔加逃过了无数次疑问的目光,一次又一次蒙混过关。由于她的出色工作,东柏林国家安全部和苏联的克格勃始终对维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乃至整个西德战略了如指掌。

 

此后,赫尔加独身留在华沙,她已不象姑娘时代那样天真钟情,只要能获取情报,能得到更多的钱物、更美丽的生活品,能受到上司的称赞,她什么都不怕。从内心深处讲,赫尔加为自己能如此有魅力,令一个个敌人倒在她的石溜裙下俯首听命而感到无比自豪,她一生似乎从来没有过这种满足,这样令她兴奋和激动。独身生活一段之后,赫尔加渴望早日返回波恩,与退休后己在那里定居的博克斯博士团聚,同时又可以更加频繁地同彼得相会。她开始不安地给彼得打电话,要求他尽快地打通关系寻求新的窃取情报的要位。

 

7.3如鱼得水

 

1970年9月,诺娃回到波恩,在外交部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位。在这期间,彼得又在别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情报网。他使用克罗斯·韦勒的假名,并以画家的身份在多特德安顿下来。

 

他决定暂时停止同诺娃的联系,以便等待时机、缩小目标。在这段时间里,赫尔加以诺娃的假名继续活动。由于职务的原因,她只能获得一些价值低的情报。赫尔加便经常去博克斯博士的住所,在那里同博克斯博士一起娱乐。生活了一段时间。

 

赫尔加这时仅30多岁,风韵十足,正是风流的大好时机。

 

她受不了没有男人的寂寞,每当夜色降临,她便走进五光十色的咖啡酒吧。1971年2月,赫尔加穿着时髦的服装,来到法兰克福国家旅馆的休息厅,等待她的是一位40开外、气度不凡的绅士。这位绅士就是彼得投向赫尔加的猎物,他要赫尔加打动这位绅士,因为从他的身上可以得到重要的军事情报。彼得希望赫尔加能发展新的间谍人员,以到处插手,而这位绅士正好与军界要人来往密切,是一个理想的发展人眩赫尔加走向绅士,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您看起来好象不是德国人,是英国人,是吗?”绅士感到奇怪,答道:“我不象吗?其实,我的祖父里有英国人的血统。”就这样,两个人热烈地攀谈起来,不久,他们便你来我往。赫尔加试图用自己的魅力把他拉下水,一日,赫尔加走进高级美容店,经过仔细地化妆,穿着一套艳丽呢绒上衣,来到了绅士的小别墅。她百般献媚,试图让绅士落入她的情网,当她提出有关绅士好友的军事工作时,这位绅士突然感到惊讶,立即穿上衣服。

 

间谍习惯性的警惕告诉赫尔加,此人非一般绅士人物,她匆匆逃离,并再也没有出现在绅士的面前。此后,赫尔加更加谨慎行事了。两年多以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这位年青的女谍这时已当上了西德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认为时机已到,开始频繁地约赫尔加去巴黎圣母院前的广场会面,在拉布什里餐厅共进晚餐,在拉丁区的旅馆过夜。

 

机会的到来,给这位化名诺娃、擅长冒险的间谍带来了活力,她“又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她把所有她经手的电报的副本定期送给化名为克罗斯·韦勒的彼得。几个月后,诺娃返回波恩,经过又一次“安全审查”后,她被提升为外交部主任秘书。

 

这样,诺娃大显身手,她提供的情报更为重要,连连受到上司的夸奖。诺娃不仅更加卖力地工作,而且大展风情,从不放过每一个获取情报的机会,以致几乎所有东柏林感兴趣的机密情报,她都握在手中。为了方便情报传递,她买了几个同样式的手提包,对外似乎是为了方便,实质上是用这几个包源源不断地把窃取的情报带出办公地点。在此后的4年里,她更加频繁地去彼得在多特蒙德的住地,把所有得到的情报传往东方。彼得竭尽全力支持这位女间谍的工作,为她提供一切高级的作案工具。诺娃逐渐得心应手,习以为常,一直用那个传递情报的塑料提包每周把涉及各个方面的大量秘密报告给他:法德定期磋商;德国与阿拉伯对话;欧洲政治合作;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次会议;德外交会议纪录;首脑秘密会谈备忘录;欧洲理事会会议等几乎外交部所有的情报。东柏林的有关人员又一次欢呼雀跃。

 

赫尔加的校友,后来的同事格达·奥斯丹丽德也充当了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在巴黎阿力昂斯法语学校期间,由于她苗条的身材和美丽的眼睛,引来了无数青年人的痴迷,但他们从来没有如愿以偿。后来,格达热恋上一位在阿力昂斯法语学校结识的德国同胞。事实上,这位自称是某汽车配件销售办事处总代表的男人也是东德国家安全部的间谍,名施勒特尔,专门引诱女秘书上钩。这位罗曼蒂克的女性渴望爱情,在施勒特尔的进攻下,很快就范。不久,他们结了婚。从1965年到1973年,格达先后担任西德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波恩外交部的秘书。她盗窃了3500多份机密文件,全部由她丈夫拍摄成微缩胶卷,并通过科陋—柏林特快列车上的信箱寄往东柏林。这个女间谍因此获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女英雄”金质勋章。

 

但是,间谍夫妻并不比其他夫妇更经得起坎坷的磨难。施勒特尔夫妇的关系出现了裂痕。格达心里开始猜疑起来,她再也不能忍受目前的生活。1973年的一天,她动摇了。她前往警察局自首,供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然而,施勒特尔则及时地逃之夭夭。

 

由于赫尔加、格达等众多“女秘书”间谍的出色工作,西柏林的大量情报迅速传向东德,甚至西德总统关于阿尔法新型喷气式飞机一事写给施密特总理的信;美国卡特总统与施密特总理之间的关系报告;西德对非洲的政策等等。由于东德安全委员会特工人员的出色工作,西德反间谍机构领导人在出了一系列“故障”和丑闻之后,被革除了职务。上台的是里夏德·迈尔,外称“铁扫帚”。这位铁腕人物对机构进行了彻底的清查,他开始推行他的一套新的侦察方法,从人员编制到使用手段。为了提高反间谍的能力,里夏德·迈尔下令配置了一台“纳迪斯”巨型计算机,这台计算机耗资巨大,但却大大提高了侦破人员的工作速度。他们依造这台计算机,侦破了东德安插间谍的各种伎俩。为寻找所有埋藏在西德的间谍人员的线索,里夏德·迈尔要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令,让每一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户口管理局注册登记。

 

登记后的数据再输入“纳迪斯”计算机,计算机对所输入的数据精细的核查,然后把所有值得怀疑的人员名单提供给侦探人员。

 

反间谍人员靠来自计算机的名单顺藤摸瓜,首先对怀疑者进行监视,必要时再审查清理。首当其冲的是罗热夫妇,在经过一个月的严密监视后,罗热夫妇感到情况不妙,于是准备外逃,在他们准备乘飞机前往柏林时,警察拘禁了他们。侦察人员在罗热夫妇的寓所里搜查到了总理府关于筹备召开下届世界最高级经济会议的秘密报告副本,而这份材料只可能来自一位叫达格玛的女秘书的办公室。1977年5月4日,警察逮捕了达格玛。这位美丽的女郎由于衷于爱情而堕落为间谍,初审被判处3年徒刑,后又受到加刑,改判为4年零3个月。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依靠“纳迪斯”

 

计算机,成功地逮捕了达格玛、卢策夫妇等15名间谍。这台计算机被联邦德国国内警戒局的工作人员骄做地称为“纳迪斯局长”。

 

7.4堕入深渊

 

“纳迪斯局长”的本领,使许多间谍走投无路。随着一对对间谍夫妇和间谍的落网,西德反间谍机构开始全面反击。

 

1976年3月6日,赫尔加和彼得在多特蒙德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这一天,彼得精神紧张,他怀疑赫尔加已被人盯上。他们来到多特蒙德,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彼得一扫往日的疯狂,忧心忡忡,赫尔加从彼得神态中多少感觉出了点什么,她一再追问,彼得总是以借口转移话题。3个多月以来,这位年青妇女已被波恩反间谍机构监视,由于间谍的缕缕落网与变节,赫尔加也被告发,并处在“纳迪斯”的监视之中。彼碍极力想摆脱这种烦恼,想让自己与赫尔加的这一夜过得更好、更充实一些,但是,职业性的反应和心理的恐惧使他总难以入睡,他辗转反侧,内心的矛盾与对赫尔加的爱相互交织,他既担心自己会很快落入法网,又对自己长期利用赫尔加为东德国家安全部提供情报感到内心不安,因为至今赫尔加还以为她在替英国人卖命。思考再三,这位间谍老手还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施展间谍行业的惯术、丢卒保车,舍人为己。第二天,彼得乘火车逃往东柏林。一抵达目的地,他就给赫尔加打电话,告诉她说:“我出了点事,请你不要担忧。”赫尔加听到电话,神情立刻紧张起来,她明白,彼得的电话在告诉她,她的上司已暴露,并且逃遁,留她只身一人。赫尔加也试图逃离西德,但是无法与上司联系,要在一夜之间改变生活的环境和命运,她似乎还缺少勇气。以后的两个多月,赫尔加一直夜不能寐,她担心有朝一日西德反间谍机构联邦刑事局的警察会闯进她的寓所。她的脑海在翻腾着,回想着10年来自己所走过的路:不仅充当间谍,获取了无数重要情报,而且游戏情海,渡过了自己最辉煌也最放荡的青春时代;有过成功后的刺激与兴奋,也有过矛盾与纠葛;与彼得的相识、结婚,最后的告别。……赫尔加内心越加空虚。5月5日的清晨,赫尔加刚刚吃过早点,便听到一阵阵急促的叩门声,听着叩门声,她心跳加快,她希望是彼得,又害怕不是,在思路混乱步履慌张中她打开了大门,迎面来的不是她渴望的彼得,而是衣冠楚楚的警察。

 

虽然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赫尔加还是有些茫然无措。走进警察局,赫尔加遵循从前得到的指令,矢口否认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然而,面对自己叛变的种种证据,她显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她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叛国?直到最后一刻,诺娃还以为她在替英国情报处效劳。她悲愤,为自己被捉弄感到耻辱,为彼得一直欺骗自己的感情和人生羞愤不已。她不曾想到,10年来,她一直被蒙在鼓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叛国,英国间谍?东德间谍?赫尔加再也昂不起头来,她绝望了。

 

1977年11月2日,迪塞尔多夫法庭给她叛处了5年徒刑。

 

“纳迪斯”计算机强大的作用,一个个爆炸性的间谍案连续发生,连续几个月,人们曾竭力予以掩盖。国防部长乔治·勒伯尔是一位年迈的兢兢业业的社会党人,他很晚才获悉事实的真相。当丑闻被一家保守党的大报纸披露后,这位年迈的社会党人不得不辞去职务。这些叛变案牵涉的范围之广、人员之多是令人惊骇的,它动摇了整个西德的军事防务。有人说,事情发生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得不修改了它的整个防务部署。专家们分析,如果华沙条约组织决定进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国家,它可以依据所得到的情报,不费吹灰之力,倾刻间就迫使西德就范。

 

大量女秘书沦为间谍、机要人员被收买,使波恩政府大为震惊。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波恩政府调换了许多人的职位,并在当局各部门的办公室里贴上了醒目的布告:“警惕躲在暗中的唐璜,甜言蜜语能够撬开保险柜!”

 

勒鲁瓦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谍海枭雄勒鲁瓦(上)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第七处处长勒鲁瓦,是西方谍报界公认的一位智勇双全、功勋卓著的间谍大师。内部统计数字指出,法国90%的谍报战果归功于勒鲁瓦领导的第七处。回顾自己30年的特工生涯,勒鲁瓦说道:“我立志全身心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工作着,为了弄到情报,我四处搜寻,总能得手。但哪里料到,道路的尽头等着我的却是一场悲剧。”

 

1.1特工生涯的序曲

 

勒鲁瓦是法国布列塔尼人,他生性倔强。他的特工生涯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当时,勒鲁瓦还很年轻,觉得战争来临并非是件坏事,投身其中,兴许还能赢得欢乐。至于饥寒交迫。亡国丧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能磨炼人的逆境吗?面对艰难时世,一些年纪较大的人没有顶住,他们退缩了,但勒鲁瓦他们布列塔尼人,还有周围其它城镇的许多同胞却不屈服。

 

德军占领布列塔尼不久,勒鲁瓦被任命为当地伪政府粮食管理局的稽查官。他的职责是“督促检查,确保装载粮食的车队顺利驶抵德国”。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利用公开身份作掩护。破坏德寇劫运粮食的布置。

 

活动初期,他们人数不多,其中有许多是勒鲁瓦终生难忘的伙伴。在这里不能不提到雷蒙·阿迈尔。和勒鲁瓦一样,阿迈尔以后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941年初,勒鲁瓦去北滨海省检查工作时和阿迈尔邂遇。当时,他和阿迈尔都只有20岁,青春焕发,无所顾忌。他俩虽萍水相逢,却为了共同的事业结合在一起,情同手足,难分难离,直到发生本·巴尔卡事件才终止。

 

后来,勒鲁瓦接替他的顶头上司,一跃而成为地区粮食局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所有的检查员和职工。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这一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整个布列塔尼乃至周围地区建立一个真正的抵抗运动组织。在他的一生中,最初这段时间的经历对他日后从事特工活动很有裨益。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中坚力量第七处,就是按照他在布列塔尼组织的地下活动网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德国人经常抱怨运粮车队被劫,法国粮食总局稽查长马里埃纳决定以特派员身份进行实地调查。

 

马里埃纳仪表堂堂,热情好客。他比勒鲁瓦大20岁,两鬓斑白。他为人持重,显然受过上等教育。他还有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这提醒勒鲁瓦,必须对他格外警惕。

 

勒鲁瓦一直以为马里埃纳是个危险人物,没想到他却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

 

一天,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勒鲁瓦说:“年轻人,我觉得你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爱国者,去从事一系列有计划的特工活动,譬如,破坏敌人的后勤补给线。渗入敌人后方等等,但我们并不希望你去干轰动一时但又难以持续的鲁莽行动。”

 

勒鲁瓦内心世界的阵阵波澜没有逃脱马里埃纳的眼睛。“直到今天,他那次讲话的热忱表情,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说话的诚挚语调仍经常萦绕在我的耳旁。”勒鲁瓦回忆说。

 

心目中的敌人突然成了朋友,如此戏剧性的奇遇实在令人吃惊。惊愕之余,勒鲁瓦了解到马里埃纳原来是“西普里安”秘密活动网的大头头,化名叫做“莫尔旺”。为了掩人耳目,他给勒鲁瓦取了个化名,叫作“菲维尔”。

 

从此以后,勒鲁瓦领导的地下活动遍及布列塔尼的每一个角落。刺探情报,监视德寇的军事部署,拍摄军用机场港口设施和铁路干线的照片,组织和协助自由法兰西战士乘坐渔船前往英国,总之什么都干。

 

盟军登陆前的最后几个月,一切都在加速进行。一天夜里,勒鲁瓦站在丛林之中的一块草地上仰望着苍穹,像是等待着什么。一把降落伞像一朵反扣的白莲花朝他徐徐飘来。伞下悬挂着的一位巨人刚一着地,两腿一伸直就站到勒鲁瓦跟前。他身高足有1.9米。勒鲁瓦正欲开口,巨人却抢先一步,用地道的法语说:“你不是要求给你们派教官吗?我就是。我叫勒布朗”。

 

自从来了勒布朗,布列塔尼地下支队的生存和活动能力大大增强了,顿时军威大振。勒布朗教队员们如何使用最新式的武器,传授他们进行肉搏战的技巧。他制造的塑料炸弹,仅用几两炸药就具有巨大的杀伤力。看他从容不迫。漫不经心的把左轮手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队员们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观察他的举止和为人,尤其使勒鲁瓦吃惊的是他那干脆利索、细致准确的动作,高度的组织观念以及有条不紊、严肃认真的态度。相比之下,勒鲁瓦他们迄今为止所从事的游击斗争大不正规了。如今,勒鲁瓦生平第一次遇上了一位行家里手。

 

暗中摸索,盲目实践。鲁莽冒险、无谓牺牲,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他现在才明白,过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属于老式和过时的战争范畴,而勒布朗却代表着投身“影子战争”的新一代,他所使用的方法既适用于当前的战争,也适用于未来的秘密战争。

 

勒布朗来到小分队已有几个星期。他认为队员们现已掌握了本领,可以在最后的战役中发挥应有的配合作用。

 

一天,他对勒鲁瓦说:“我今天就走。你别管我,我已另有任务。”如同来时一样,这位美军特工专家神秘地消失了。勒鲁瓦后来知道,他的真名叫罗斯柴尔德,是加拿大法裔,曾在巴黎学习,是一名职业特工。

 

20年后,在司法机关侦查本·巴尔卡一案过程中,当一位心理学家问勒鲁瓦为什么要投身秘密特工活动时,勒鲁瓦毫不迟疑地回答:“是受了勒布朗的影响。”

 

这位心理学家惊讶不已,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其实,这是实话。美国教官勒布朗唤起了勒鲁瓦对特工工作和谍报活动的兴趣,使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一行。

 

战争的高潮就要来临,一切都在酝酿之中。勒鲁瓦和他的战友们都已各就各位,准备用行动谱写自己的历史。一条条无形的纽带把他们的命运连接在一起。从那时起,勒鲁瓦就立志全身心地投入特工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视风险如草芥,事必躬亲、身先士卒,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即使他担任的职务可以使他超脱出来,他也恪守上述行动原则。他的信条是:唯有真正建树的功绩、猎获的战利品、觅得的可靠实物、窃取或截获的机密文件才有价值,才能使他们赢得胜利。

 

1945年5月,勒鲁瓦穿着法美联合别动队的军装,在布弗隆附近的一片开阔地接受德军的投降。

 

战争结束了!多少年来,勒鲁瓦和他的伙伴们从事地下工作,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了捍卫神圣的事业,他们不惜冲锋陷阵,不借充当无法无天的“歹徒”。

 

现在,是否要幡然悔悟,重当老百姓,恢复从前那种庸庸碌碌的平民生活?

 

正当他们彷徨的时刻,怂恿和诱惑的能手莫尔旺又出现了。

 

过去,是他把勒鲁瓦从一个“小头头”培养成为一名遵守纪律的抵抗战士。在他的启发之下,勒鲁瓦心甘情愿地在“一台完整的大型机器”中充当“一个部件”

 

。如今,他在粮食局的这位上司又向他发出了召唤:“脱离粮农部门,到巴黎来找我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采用新的形式把抵抗运动和秘密战争继续下去,仍然当一名地下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上司向他推荐的有意思的工作。经过各项考核,勒鲁瓦被录用了。不久,阿迈尔也前来相会,紧接着,布列塔尼支队的其他队员也陆续到来了。

 

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勒鲁瓦又毅然迈出了新的一步,作出了投身格斗和搏击的抉择。“我真喜欢这项工作,它代表我的理想。

 

我的希望,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英勇的狩猎战士,在自己的人生乐谱中添加几篇悦耳的乐章。”勒鲁瓦说。他哪能料到,道路尽头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悲剧。

 

1.2独树一帜

 

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谋局的建立一开始就陷入政府派别的斗争。筹备处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为争夺领导权而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不管怎样,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终于成立,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侦察来自国外的威胁,收集外国情报。勒鲁瓦在这新组建的机构里任组织处副处长的职务。

 

1951年元旦,新局长皮埃尔·布尔西科即将上任,他准备在宽敞的局长办公室里召见各处的处长和副处长。处长和副处长们在办公室里排成三行,等待着新局长的到来。

 

布尔西科身材矮胖,脸庞光滑红润。他是一个态度严峻的官员,起初是在税务部门工作,是一个坚定的工会领袖,一个有号召力的好斗的人。前不久,他在担任国家保安总局局长和马赛特别警察局局长期间,曾有力地打击了马赛地区盗匪集团的活动,这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新局长来了,显得温和和充满自信。他准备和大家一一握手。突然,他看到站在第二排的勒鲁瓦,于是停下脚步,用手指着勒鲁瓦大声说:“噢,想起来了,我们在克拉马斯顿频耐琴街的别墅里见过面!”

 

勒鲁瓦点了点头,意思是说他没记错。勒鲁瓦也认出了他。

 

那是在一次抵抗运动各特工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布尔西科始终站在会议主持人的身边,很引人注目。当时他的身材就很壮实,现在一点也没变。而勒鲁瓦也没变,仍就像冬天的狼那样精瘦。

 

布尔西科冷冰冰地拨开第一排军官,急急忙忙地走到勒鲁瓦身边。他张开双臂拥抱勒鲁瓦,并情不自禁地用“你”来称呼他。而实际上,在地下斗争结束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他对勒鲁瓦说:“见到你真高兴!你在这里干什么工作?以后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吧,反正我们有的是见面机会。”

 

这一不同寻常的重逢场面使那些军官们万分惊愕,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局长如此热情地拥抱一名30来岁的下级工作人员。

 

那个周末,勒鲁瓦同新局长一起到乡村玩滚球。如果不是布尔西科来当局长的话,勒鲁瓦的第七处可能永远建立不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里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人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开始注意起他的工作。毫无疑问,从那天起,勒鲁瓦开始走运了。

 

布尔西科对现代化的系统的间谍活动的作用深信不疑。他同意勒鲁瓦建立自己一套独特班子的计划。勒鲁瓦曾向他的前任上司提出过这个计划,但他对此待怀疑态度。

 

这样,在新局长布尔西科的支持下,使用现代技术和秘密手段获取对方机密文件的第七处成立,勒鲁瓦任处长。

 

勒鲁瓦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他先从布列塔尼开始,用了两年的功夫建立起一个遍及全法国的秘密情报网。他开始招聘人手,除布列塔尼的一些战友外,还吸收了不少杰出的青年。他办起了真正的学校和专门的培训班,传授秘密获取情报的技艺。他对所有的成员,从撬保险柜到截取外交邮件、从跟踪术到投特效毒药、从强健的体魄到顽强的毅力。从心理测试到严明的纪律,要求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通过训练后,他们都成了出类拔萃的家伙,当然也都各有所长。在他的队员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出色的保险柜专家,有高明的伪造能手,有杀人如麻的职业杀手,也有伟大的天才发明家。

 

他的技师们曾发明过一种叫“窥探器”的新式工具,用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到锁内簧片和卡糟刻下的痕迹、制造钥匙。

 

这是一种空心管,上面插满了钢针,使用时可以朝各个方向推动,看起来仿佛是一个奇形怪状的插满毛衣针的小毛线团。使用时先将空心管插进锁孔,慢慢地转动,然后将卡住锁内两个横杆的四个簧片的部位逐个弄清楚。

 

开始,窥探器在锁孔里转动时没有声音,碰到簧片时,勉强可以听到一种金属的响声。借助于一种非常灵敏的听诊器,这种响声可以非常清楚地辨别出来。听到这种响声时,说明已过簧片的位置,所以还要像专家那样巧妙地将窥探器慢慢往回转。重新找到发出响声的地方,直到准确地找到簧片的位置为止。这时便将窥探器停在簧片的位置上,把窥探器上牙签粗细的一根钢针往里推,很准确地卡在簧片上,用螺丝固定好。然后,再转动空心管寻找另外的三个簧片,每找到一个簧片的位置,就用同样的方法固定下来。等四根钢丝针都在簧片上固定好以后,只要转动空心管就行了——锁内横头被打开,保险柜门就开了。

 

这样,空心管子就成了一把钥匙,而且是一把很好的钥匙。

 

因为最后还可以用它锁住保险柜而不会留下任何机械造成的痕迹。更妙的是,回到锁工房后,就可以根据窥探器上钢针的位置配制一把真正的钥匙,以后再开这个保险柜就不用摸索了。

 

他们给这些使用窥探器的人起了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管子工。

 

没过多久,他们的实验室就用这种方法配制了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的钥匙50多把。他们有了可以打开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家航空公司保险柜的钥匙。

 

事情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很难。它需要灵活、老炼和沉着。撬保险柜同拆封信件、跟踪术及其它技术一样,都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只有老手才能干得了。

 

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所谓的边界地区,即外国人投宿、商谈、生活、居住或过境的地方。大使馆就是他们在边界地区经常注意的目标,他们总想潜入大使馆,窃取里面的信件、电码和秘密。在边界地区里,也有巴黎和外省那些豪华的宾馆饭店,外国贵宾、政治家、科学家、工业家和工会工作者都在那里下榻。当然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手提箱和公文包里,或者在他们自己身上,就有法国政府感兴趣的秘密。后来,他们的边界地区还扩大到国际民用航空线和国外民航机场。他们的足迹遍及巴黎、柏林、莫斯科乃至整个欧洲。

 

勒鲁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朴实无华地工作。他说:“我是搞情报的,唯有搞到的情报真实可靠,最终能成为法国当局所能依据的确切资料,我才具有价值。”为了搞到情报,他以自己的特有方式四处搜寻,往往都能得手。

 

一次,在西柏林出差期间,勒鲁瓦了解到在东德的各个政府部门、机关,军营、警察局等单位,由于缺少人们俗称的“手纸”,民主德国的部长、将军、军官、高级要员就拿正式报告和文件的副本当手纸。副本纸轻薄适度、略带光泽,用过之后即被水冲进便池坑内。因此,勒鲁瓦交给手下人的任务,就是要确定粪便最终排往何处,然后,派特工小组在那里捞取这成千上万张污纸团,把它们装进一个特制的小口袋,再按照严格的规定时间,通过一套当时不为人知的运输方式运往西方。

 

那时,勒鲁瓦对雷尔和杜布瓦两人在战后不久共同设计的一种滑翔机即HD式飞机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飞机机翼高大,装有两台发动机。它能够以极漫的速度飞行,飞行中几乎没有声音,可以在一块几百米长的跑道上着陆。

 

勒鲁瓦搞到两架HD式飞机,决定把它们派往铁幕的那边去大显身手。毫无疑问,这种飞机成功地为他们取回了装满手纸的宝贝口袋,没有出任何故障。那些手纸经过洗净,字迹完全可以辨认,从而使他们得以复制出民主德国的重要文献。当时,任何其它盟国的谍报组织都无法打入极其封闭的东德政府机关,而勒鲁瓦不用进入警备森严的单位就可以“开发”这一意想不到的“宝库”,确实令他的西方同行惊叹不已。

 

1.3东方快车历险记

 

这一回,勒鲁瓦想直接对苏联外交邮件开刀了。他的愿望无疑是发疯,因为在世界各国中,苏联的邮件是防范最严的。苏联人为把他们的信件和报告安全送回国内,设想了一套极其简单然而非常有效的办法。

 

每天,两名苏联信使乘东方快车离开巴黎。著名的东方快车经过斯特拉斯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驶向巴尔干,直达瓦尔纳和伊斯坦布尔。苏联信使都是些行家里手,是久经锻炼的身手非凡的特工,能够应付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进攻。

 

在巴黎东站一上车两名俄国人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活像古代囚犯脚镣上拖带着的大铁球。他们饿了就吃鸡蛋和三明治。从不离开房间。列车在沿途各站停靠时,别的苏联人登上这节舒适的车厢,按照规定的暗号敲门。信使把门打开一会儿,收下信件后,又立即把自己紧锁在里面。

 

这种收取信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布加勒斯特,然后从那儿再把全部信件装上飞机运往莫斯科。

 

怎样使这两个护送信件的彪形大汉失去抵抗能力,从而得到他们携带的文件呢?把他们杀死或者打昏显然是简便的办法。但对勒鲁瓦来说,这种办法是禁止采用的,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必须绝对谨慎从事,绝对不能使用暴力,以免造成任何事件,而且应当尽可能地不要留下丝毫的破坏痕迹。总之,人们要求他们的,确切地说就是要有耍把戏那样的本领,表演魔术那样的技艺。

 

渐渐地,一项颇具迷惑力的简单计划在勒鲁瓦的头脑里形成了。首先,要订下东方快车上与苏联信使紧邻的包房,使他们在整个旅途中跟他们仅有一板之隔。这样,他们就可以“现场作业”了。然后,趁列车通过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之间一条长长的遂道时,用一架小型钻孔机在隔板上钻一个小孔。小钻孔机的响声将被火车的巨大声响所掩没。接着,把一个注射器插进钻好的小孔里,向苏联信使的房间里喷射麻醉剂。

 

一旦两位彪形大汉陷入沉睡之中,他们就可以行动了。打开信使房间的板门,拉开装满文件的公文包,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懂得打开最难开的锁的艺术大师。

 

勒鲁瓦计算着,从德奥边界到维也纳,火车大约要运行30分钟。在这段路程内,用缩微法拍摄大部分文件,合上公文包,离开房间并拴好板门,看来时间是足够的。当苏联人从沉睡中苏醒过来时,他们对自己的昏然入睡可能会感到吃惊,甚至疑团满腹。但是,他们由于对自己未能自始至终保持警惕感到羞愧,并且害怕受到处分,因而可能不敢向上级汇报他们的奇怪遭遇。再说,他们带回的信件完整无损,又何必去……在这种情况下,勒鲁瓦他们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但是,万一时间不够,不能在现场按既定程序完成窃秘任务,就从车窗把信袋扔到野地里。这时,奇妙的HD式飞机将介入行动。”勒鲁瓦从不放弃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因此,沿铁路线拣取苏联信袋就成了他的飞行员刻苦训练的一个项目。机上作业人员凭几条长长的钩索,趁飞机下降贴近地面飞行的时候,拾取信袋,但不着陆。在一个电线纵横、高压铁塔林立的地域,这样做风险很大。

 

他们在自己的一个秘密机地,把口袋放在两根杆子之间,练习拣包的动作,反复训练了几百次。届时,他们的飞机将从基地起飞,按照极其精确的时间表,跟随东方快车。

 

勒鲁瓦对行动全过程的每一秒钟都进行了研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还在几种车厢的隔板墙上连续进行钻孔试验。

 

他们的小钻孔机用起来得心应手,打开一节卧铺车厢内各个房间的板门也没什么奥秘可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谍海枭雄勒鲁瓦(下)

 

当莫斯科开来的列车进入东站的时候,派出所的原班人马已经腾出了他们的办公室,代替他们充当车站警察的是第七处的人。列车一停稳,阿迈尔就登上邮车车厢,直接去见邮车主任。

 

主任一看见阿迈尔。不由倒退了两步:“还要我干什么呀?”

 

“去车站派出所。我的上司要见见你,好消除一切误会?”

 

邮车主任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我得先办完回来的全部手续呀!”

 

阿迈尔说:“那就办吧,我陪你。”

 

阿迈尔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个“宝贝”,最后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他们演了一场戏,给这位邮差留下了难忘的印像。

 

阿迈尔带着主任一进门,就有人对阿迈尔大声说:“你好,检查员,今儿你又带什么来了?”

 

“没什么。头头要见见这个人!”阿迈尔说。

 

他敲了一下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毕恭毕敬地等待勒鲁瓦响亮的问话:“什么事?”然后,阿迈尔伸进头来报告:“所长先生,邮车负责人来了!”

 

勒鲁瓦悠然自得地坐在科隆巴尼所长的扶手椅上接待来客。

 

邮车主任心理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勒鲁瓦对主任说:“我召你立即到这里来,为的是同你谈谈我们在列车上进行检查的问题。放心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看来你的判断是对的。不过……”说到这里,勒鲁瓦把身体俯向前面,用一种最知己的口吻说:“不过今后,我们将采取更加全面的监护措施。请别生气,你在每趟车的旅途中都将受到检查,而且常常在背着你的情况下进行……”邮差更加惊讶了,始终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他咕咕哝哝地说:“我对你们有什么用呀?”

 

这时,勒鲁瓦目光阴沉。声音威严,狠狠地敲打他说:“这与你关系重大!我要你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今以后,你与国防机密连在一起了。只要你稍加透露,就得承担责任!”

 

邮差吓疯了,连声说:“不,不,我什么也不说,请相信我,所长先生!”

 

不过,勒鲁瓦只放心了一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派人监视他:跟踪他的行动,偷听他的谈话,检查他的信件。果然,他言而有信,一次也没有对别人谈起过他的奇怪遭遇。

 

科隆巴尼调到了奥利机场,他兴高采烈。然而每次和勒鲁瓦碰面的时候,他总禁不住用一种诡谲神情盯着勒鲁瓦问道:“亲爱的菲维尔,告诉我,那天你在我的派出所到底搞了什么名堂?”

 

每一次,勒鲁瓦都支支吾吾搪塞过去,原因很简单,他不能对他说明真相。

 

1.5寻找导弹基地

 

当时,法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时期,局长布尔西科要勒鲁瓦大力协助美国侦查苏联的火箭发射常火箭发射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美国人。苏联人的导弹发射基地到底隐蔽在什么地方呢?华盛顿当时还没有著名的U—2飞机,也没有可以对整个苏联领土实行分区监视的间谍卫星。关于俄国核导弹的情况,美国人“一无所知”。

 

当时,法国是唯一与东方通航的西方国家。因此,美国人要求第七处利用法国飞机飞越苏联国土的机会,把地面状况用摄影机拍摄下来。这就是说,勒鲁瓦必须把法国的某些民航飞行员变成名符其实的间谍。这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对当场抓获的西方人是毫不客气的。

 

在作出最后的答复以前,勒鲁瓦希望从技术角度审视一下,看看是否可以冒险。对于飞越苏联领土的法国快帆式飞机,苏联人划出了十分狭窄的空中走廊,并由强制性的协定精确标明。法国飞行员无权离开空中走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于是,勒鲁瓦把法国飞机航行的空中走廊平面图交给美国人,并附了下面这个问题:“需要监测哪些区域?”

 

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将目标拍得更清晰,勒鲁瓦要求得到美国最先进的摄影器材和法国所没有的特殊彩色胶卷。他拿到摄影机后,立即乘一架飞机亲自进行了首次检验,从高空拍摄了一系列巴黎大平原的照片。

 

一开始,就有一个具体问题使勒鲁瓦惊诧不已:他无法在他们局的实验室里冲洗胶卷,因为美国人没有向他提供冲洗这些感光度极高的胶片的显影剂。根据布尔西科和中央情报局达成的协议,胶卷拍好后应由首班飞机送住美国,在美国的洗印间里冲洗。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人保证向法国提供一整套完整的底片。

 

“想一想我国的飞行员将要冒的风险,我觉得美国伙伴们的态度不那么够朋友。”勒鲁瓦说。他是不喜欢完全受人摆布的。

 

他有一位联络员,原是法国歼击机上的驾驶员,现在专门生产摄影机。通过他的介绍,勒鲁瓦结识了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几位可靠的朋友。

 

他有一个想法,就是瞒着美国人和布尔西科局长,自己设法冲洗出这些特殊的胶卷。他委托柯达公司最有经验的专家研究这一课题,并交给他们一些用美国胶卷拍摄的样品,他们答应努力研制合适的显影剂。

 

勒鲁瓦原指望一开始行动就能拿到这种显影剂,但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柯达公司专家们的研制工作却未取得任何进展,美国胶卷依然无法处理。在此期间,布尔西科却不断来催他:“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

 

勒鲁瓦由于老是回答“尚未准备就绪”,最后局长发火了:“我不信!你脑瓜里准有别的打算!”

 

这一回,勒鲁瓦明白支吾搪塞的伎俩不灵了。不管有没有显影剂,他必须开始行动。通过巴黎-莫斯科航线法航经理的关系,勒鲁瓦找到了一位可以信赖的机长,并向他交待了任务。

 

他所要求的事情要冒很大风险:驾驶员必须找到令人信服的借口,在某个时候偏离空中走廊,飞越美国人指定的目标。然而,人们知道,苏联人对于在他们领土上乱闯的西方飞机是不讲情面的。他们常常不发警告就进行射击。作为机长,哪怕是为了爱国去完成一项任务,也决不乐意拿十来个与此无关的乘客的生命去冒险。

 

可是,机长却说:“只要你认为这一行动对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我就干!”

 

不过,把摄影机藏在什么地方呢?法国的快帆式飞机每次抵达莫斯科,都要受到苏联警察的检查。

 

机长说:“有一个好地方。我们可以把摄影机装在备用电台里面,使人看不出来,不过,必须为此而拆下一部分设备,这部电台在飞行过程中就无法使用了。”

 

当勒鲁瓦批准首次执行在苏联上空的特殊任务时,柯达公司的专家们仍然没有搞成可以冲洗美国胶卷的显影剂。鉴于这是头一次,他要求机长不要过分冒险,不要离开空中走廊:“这次是演习,只在指定的几个地方拍摄地形就可以了。”

 

在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以前,勒鲁瓦想检验一下机组人员的冷静程度,看一看空中小姐们的表现。他要求不要让她们了解秘密。

 

机长说:“那好。每当我们开机拍摄的时候,就找个巧妙的借口让她们留在机舱后部。”

 

飞行员们能保守秘密吗?“等他们回来,通过窃听器再见分晓吧。”勒鲁瓦自有安排。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勒鲁瓦一直坚守在布尔歇机场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前挂着一张空中走廊的地图。在空中谍报专家的帮助下,勒鲁瓦一分钟一分钟地标出飞机航行的方位。“机上唯一的一部电台可千万不要出故障,否则就糟了。”勒鲁瓦心想,“快帆式飞机有两部电台,若都失灵,人家会怎么想呢?西洋镜马上会戳穿。

 

 

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飞机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布尔西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着勒鲁瓦高声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勒鲁瓦并没有像局长那样兴高采烈。他问局长:“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勒鲁瓦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勒鲁瓦立刻跑到航空基地,登机起飞,摇动着摄影机对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他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他对局长隐瞒了他的真实意图。

 

勒鲁瓦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十分惊愕。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只像慈父般地对勒鲁瓦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勒鲁瓦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驾机器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瞭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勒鲁瓦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胶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自己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况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他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勒鲁瓦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勒鲁瓦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他并不十分惊奇,因为他多多少少料到他们是会来这一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方向布尔西科局长公开了他的小小的计谋。局长开始时还有些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的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惊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况。

 

勒鲁瓦寸步不让,主动出击。他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勒鲁瓦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勒鲁瓦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局长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他们要自己冲洗自己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美国人。这一仗使他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的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法国的飞行员。每次出勤,机长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50公里之远。

 

这时,苏联的米格飞机出现了,它把法国的快帆式飞机重又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法国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第七处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他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们在航空公司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100来次。成绩显著:5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其周围花瓣形的4个发射基地,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清滤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就把空气清滤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

 

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第七处。

 

1.6未尽的使命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勒鲁瓦和第七处已置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当勒鲁瓦正准备去实现一项秘密计划时,灾难终于降临了。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目中叮他的上司就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应当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他接受这项任务时,勒鲁瓦的心情是很矛盾的:“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帮助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

 

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他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服从法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他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可是,这次行动却只在博蒙和他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他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勒鲁瓦疑惑着。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勒鲁瓦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西德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4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他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做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打开一个垂直的口子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以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勒鲁瓦对博蒙说。博蒙的态度依然那样神密,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那么大,估计有50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勒鲁瓦心里纳闷。

 

他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来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

 

勒鲁瓦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当他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他想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他。

 

在他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是一个溜门撬锁的能手,而且摩托车骑得很漂亮。当勒鲁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架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他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第七处“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他的安全小组走遍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法国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勒鲁瓦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勒鲁瓦再次合作,共同执行他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

 

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才勒鲁瓦明白究竟要他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

 

布置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苏联人采取挑衅行动而酿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一发出警报,就可以给导弹装上弹头。法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弹头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还怀疑;美国人的弹头是核弹头吗?因此,勒鲁瓦的任务是搞到一个美国人的弹头。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秘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再把仓库的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佐尔格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博士间谍佐尔格(上)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2.1大使和记者

 

1941年11月23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已经6天了。

 

电文说:“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德国,但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

 

“经查询,这个消息已由日本外务省证实,他们只说人已被捕,但此事应予保密。”

 

消息传到德国大使馆,上下哗然,人心忐忑。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是位东京的德国人中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1933年9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

 

欧洲人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总感到周围环境闭塞而压抑,他们对这位新来的人很快便产生了好感。佐尔格熟悉中国事务。

 

深受使馆人员的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某步兵团中服役,荣膺二级铁十字勋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对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论资历、阅历都当之无愧,再加上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深受同行们的尊敬。

 

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艳羡,凡持有与他来日本时同样介绍信的德国访日官员、记者竟相前来登门拜访。

 

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尽管他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一些德国同胞有些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令人亲睐,特别讨女人喜欢。

 

东京的德国侨民们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国发生的事件的干扰,因此德国侨民界仍然是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社会的缩影,反纳粹的观点还可以谨慎地流露。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纳粹狂热气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的态度著名。

 

佐尔格却经常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极端主义的姿态,人们认为这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德国退伍军人的表现。

 

1934年,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3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

 

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指控。他们往监狱给他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对奔,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乡村旅行。

 

佐尔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使奥特大使很满意,并定期与其顾问们进行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

 

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

 

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像这样一位有声望.交游甚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

 

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当时,近卫集团刚倒阁不久。而1941年10月,正是决定远东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谈判进入关键性阶段的时刻。因此奥侍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国家机密,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兼内相,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事局比较审慎,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

 

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对佐尔格的指控,”一位曾在东京任过职,很了解佐尔格的官员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德国人愕然,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2.2入道之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

 

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科尔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他本人则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态度亦令年轻人敬爱。佐尔格所参加的学习小组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她当时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眩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2.3莫斯科——中国之行

 

佐尔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卢克斯饭店住下,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登门造访。初次见面,别尔津就被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国人所吸引。他们还一起讨论共产国际的情报来源和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关系等问题。佐尔格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国际知识和对国际事务的精辟见解和分析给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

 

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别尔津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

 

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

 

但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经过与别尔津的几次谈话之后,别尔津便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不仅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而且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常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

 

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况且,他已认识到亲自到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而当时仅有少数“政治观察员”认识到这一点。

 

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

 

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佐尔格真是慧眼识珠,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轮船,经由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一位随身报务员,稍后不久,四局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相继到达。

 

30年代的上海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上海城区,一为美、英、法、日等国共同管辖的公共租界;一为单独划分出来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之地。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

 

作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因此,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冒险家、职业特务、侨民、工人、难民和阴谋家;芸芸众生、污合之众一时云集。

 

佐尔格没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这个样子,虽出乎意外,但他还是喜欢这块土地。

 

佐尔格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板《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慷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同时他还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亲自感受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战术情报。

 

上海事变后,日本夺取满洲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佐尔格的任务变得更重了。他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详细研究日本的作战方式,了解中国政治、军事状况,提供有效的情报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

 

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队的驻地、武器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还得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他所收集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的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挡,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2.4卧底东京

 

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总部拜见别尔津。别尔津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博士间谍佐尔格(下)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国军官搞好关系。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损害他的秘密使命。在与奥特的交往中,佐尔格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侍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监督生产,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总之,军部青年军官集团是个极为凶恶的法西斯组织,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以兵刃相见,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然而,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叛乱,德国使馆却一无所知。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们的指挥下冲出营房,迅速地占领了东京政府所在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盛城市警察局和国会。与此同时,他们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现任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则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更是言听计从。

 

2.5启动间谍网

 

按照佐尔格的打算,在东京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获取日本人的情报,得花几年的时间作准备。现在一切就绪,他可以开始行动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重新又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樱花又盛开了,景色宜人的上野公园里照旧游人如梭,日本人似乎没有发觉战争的乌云早已密布苍穹。在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里,佐尔格却因为无法获得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而忧心仲仲。4月、5月、6月飞逝而过,其间他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真是心急如焚。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

 

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哈克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佐尔格也喜出望外。接着,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的到来接风,并为他们的重逢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谈到谈判的进展时,哈克一再叮咛佐尔格:“我所讲的可不能外传,更不能见报!”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决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7年近卫爵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大崎成了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像大崎这样一位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并要他担任中国部的领导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不久,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政府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也参加了招待会。会上,近卫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要求新闻界支持日本的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无论是中国或是日本,都没有一天安宁。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的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华北的冲突仍像其它冲突一样,无疑要牺牲中国的利益,会很快地举行停火谈判而告平息。但是,1937年夏天,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拒绝了日本的局部调停要求,开始增援部队。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已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日本一面向华北增兵。一面却声明不想扩大战争。但种种迹象说明,日本将碰到一场恶战。佐尔格想知道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于进攻苏联。关于德日同盟条约的谈判一事,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由于两国意见不同,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现在是日本向德国提出请求了。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陆相则坚持要德国从南京召回他的军事参谋人员。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2.6东京急电

 

佐尔格并没有在大使馆里白白浪费时间,现在他已成为大使和陆军武官的非正式助手,武官奥特更是少不了佐尔格。佐尔格有意促成奥特的升迁,使他官运亨通,这样他才能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

 

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奥特终于如愿以偿,他紧紧地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感谢。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佐尔格说:“我的第一件事是把来电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过目;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正式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在使馆的编制之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佐尔格知道,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等。在计划进攻波兰时是这样,在侵占法国前也是这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准备大举入侵英国,而关于苏联则无声无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进攻英国只是一个幌子,一种战略上的伪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佐尔格直接问大使,但奥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对希特勒是绝对相信的。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奥特说,这些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早在这场战争爆发前3个月,在与大崎的热烈辩论中,佐尔格就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危险。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回答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他强调存在着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的可能性。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到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发出电报后佐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已是东方欲晓了。在寓所门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及其战友们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复电,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军事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什么答复也没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复。佐尔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复一日。奥特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拿破仑在俄国进军的路线,同时沾沾自喜地揣摸着他的元首将如何向莫斯科挺进。在苏联西部边境,早已縻集着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正跃跃欲试……然而,莫斯科中央却始终杳无音信。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哑的声音口授克劳森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边境发动进攻”。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可能挽救了整个苏联的命运。事实终于证明,他们冒春风险进行的活动是值得的。他们所提供的无比准确和意义重大的情报是谍报史上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

 

2.7最后的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1941年6月23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谈话,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还为此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对此的反应不一。尽管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只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能信守中立,它仍将袭击苏联。日本军方则认为,日本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与苏联交战。大崎从对政府内部情报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决不可能发生,因为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南方。但又补充说,这似乎取决于苏德战争的结果,即斯大林政府什么时候垮台。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接着,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所搜集的材料,将作为典范载入间谍史册。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则摆出另一副架势。7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队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并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定了新作战计划,制定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的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向调遣军队。

 

会议后一周,奥特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他们将在北方增兵,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未摸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佐尔格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担心日本政府会把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而动员本身则可能导致对苏战争。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他们各自加紧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他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搜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让人感到紧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调兵,但我无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接着,他便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去了。来自宫木的报告也支持这种看法:“应征入伍者组成若干小组,有的人发冬装,有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接着,来自大崎和宫木的报告又补充说:“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贝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进攻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否则,他们决不乏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奥特还说,日本认为苏联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工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从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的工作更显得格外谨慎,这是他长期谍报经验的结果。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中国东北回来。佐尔格对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佐尔格以日本春秋两次动员的调查和大崎调查报告作基础,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

 

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之后他又从探讨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接着,苏联远东地区的步兵和坦克部队用军用列车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部西线去保卫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这一举动涉及25万人。幸亏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这些部队才能增援莫斯科,使苏联乃至全世界幸免于纳粹德国的长期蹂躏。

 

2.8余生岁月

 

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

 

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为揭开佐尔格之谜,而掀起了一股运动,其中还涉及史沫莱特等人。大崎幸存的朋友们则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为大崎洗清罪名而四处奔波。克劳森被释放后,经海参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动物间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盖伦组织”(联邦德国情报局前身)没有无线电,只好利用动物来进行联络工作。1953年,他们在格利尼克湖训练了一只大天鹅。特工人员把情报放在小塑料袋里,藏在天鹅翅膀下面;让它从东岸波茨坦游到西岸,然后再带着指示游回东岸。这只天鹅一直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从未出过差错。每当这只天鹅从一座桥下游过时,守桥的苏联士兵还向“盖伦组织”的这位密使丢食面包呢。

 

间谍小狗

 

1942年,太平洋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一位年轻的德国女子每天都带着宠物小狗出来散步,她散步的地方大都在日军的港口附近。

 

港口是日本重兵守护的要地,但这个德国女郎已与这里的守卫士兵混得很熟了,小狗也成了这些士兵的好伙伴,它常被士兵带进军营,有时小狗自己还要单个儿跑到火炮集中的阵地旁乱窜。一天,那位神秘女郎和她的宠物都不见了,代替他们的则是美军狂轰滥炸的飞机。

 

原来那个神秘女郎是美国间谍,而她的小狗的一只眼中装有微型摄影机,它是协助这位美国谍报人员拍摄日本驻扎在港口军队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的。由于小狗得到士兵的喜爱,它拍摄到了一些军事要地的照片。

 

间谍海豚

 

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在把导弹运到古巴的同时,也派去了一些潜艇和军舰。

 

夜晚,一只海豚敏捷地游向停泊在港湾的苏联核潜艇,把一个微型探测器轻轻地吸附在它的底部,然后向大海深处游去。几天过去了,那头海豚又游向那艘潜艇,带走了那个秘密工作着的探测器。这头名叫“间谍”的海豚,是名副其实的美军间谍,它的任务是把窃听器吸附在苏联的船底上,窃听舰艇发动机的机密。事后再取回窃听器。借助海豚的帮助,美军成功地探测到了苏方的机密情报,而苏方却一无所知。

 

间谍袋鼠

 

苏联马戏团有一只名叫萨夏的袋鼠。谁也想不到,这只袋鼠竟是非常出色的克格勃间谍。它肚袋内常常藏有绝密文件等,并随马戏团巡回演出之机,将这些文件带入他国。

 

袋鼠萨夏曾到世界上两百多个城市执行过任务,而从未被怀疑过。透露这消息的是苏联前克格勃特工里奥涅德·马利克。马利克曾在这个马戏团演小丑,他说:“用袋鼠传送文件,是莫斯科克格勃头子的主意,人们通常不会检查袋鼠的肚袋,容易蒙混过关。除了文件外,克格勃还在袋鼠肚袋内藏微型胶卷及其他有价值的情报。为了不被他国特工觉察,袋鼠萨夏还获得了一本伪造的澳洲护照。这一做法十分奏效,它蒙骗了许多特工,他们只知道追查一位名叫萨夏的人,岂知护照和名字却是只动物———袋鼠,这是那些特工们从未料到的。”

 

越南情报机构

 

(一)越南谍报局

 

越南谍报局是越南的主要情报机关,也叫派遣局,简称“基伊德”(gid),代号为k49。它名义上是内务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实际上归越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对外间谍情报活动,协调各情报机构工作。主要利用外交、外贸、交通、邮电和其他一些政府部门对国外进行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在上报越共中央政治局的同时,对国内的间谍情报系统进行协调,并发出指令。

 

“基伊德”的所属机构按地区与业务分为12个房(处),即中国房,美国房,老挝房,泰国房,柬埔寨房,欧洲房,日本、香港、台湾房,非洲房,训练房,技术房,机要通讯房和反间谍房。该局有很大的特权,可以为情报活动而对除国防部以外的政府的

 

所有26个部发布命令和指示。

 

“基伊德”非常善于进行人力情报活动,利用本国外交部和其他驻外机构作为它在国外的主要活动工具。越南常驻联合国视察员代表团曾是“基伊德”对美国进行情报活动的基地。丁伯诗团长就是因为同间谍活动有牵连而于1978年被驱逐出美国。

 

(二)内务部

 

‘越南内务部是越南的主要情报和反间谍保安机关,它属于越南政府系列。其主要任务是:

 

(1)负责搜集国外政治、经济及重要军事情报,对外进行间谍情报活动,以及反间谍工作。

 

(2)控制国内政局,维持社会治安,注意党内、国内动态,同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行作斗争。

 

(3)负责党内领导人的警卫工作,负责对要害部门的安全保卫。

 

(4)执行越共中央政治局所交给的特殊任务。

 

该部的组织机构设置共有8个局8个厅,8个局是:

 

1.政治保卫局,代号k48。它是越南主要的反间谍和安全保卫、特别任务机构。它负责搜集国家安全情报,对外国驻越机构和人员进行跟踪、盯梢、监视,也对国内某些人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它下设6个房(处):

 

一房:负责针对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及台湾国民党的反间谍情报活动。

 

二房:专门针对中国的反间谍情报活动。

 

三房:主管宗教方面的工作。

 

四房:控制国内其他政党派别的活动。

 

五房:监控驻越南的外国使馆及其外交人员。

 

六房:主管越侨的反间谍情报工作。

 

2.谍报局,又称派遣局,代号k49。主要负责对外谍报派遣。

 

3.内部保卫局.代号k10,主要负责安全保卫和特别任务。

 

4.外线局,代号k99,是反间谍保安机构之一。它主要从事对国内的侦察对象和驻越南的外国人员的跟踪、盯梢等侦察活动。

 

5.刑侦局,负责刑事案件的侦破。

 

6.文化社会局,代号k88。

 

7.经济保卫局,代号k78。

 

8.交通警察局。

 

6个厅是技术厅、培训厅、机要档案厅、组织人事厅、办公厅、刑事教改厅。其中技术厅是负责技术侦察活动的专门机构。代号为ct。。它负责对国内外书信的检查,电话窃听,截获空中外交电讯,伪造证件和侦察技术鉴定等。

 

(三)军事情报系统

 

1.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情报局

 

该局是越南军事情报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国防部,直接受中央军委领导。它负责全面管理越军军事情报系统的工作。其主要任务是:

 

(1)指导全军情报、侦察部门的工作,制定和审查全军的情报、侦察计划。

 

(2)负责战略情报的搜集和研究,综合、上报重要情报,并负责向军区、军兵种及有关部门通报情况。

 

(3)派出驻外武官和派遣军事谍报人员,并指导他们的工作。

 

(4)负责与其他谍报机构的联系和协调。

 

总参部情报局下设处,如特工军事情报作战处、技术侦察处、谍报处、武官业务处、情报整理处、档案资料处、政治处、行政处、技术处等,还设有一所情报训练学校。

 

2.各军兵种情报机构

 

越南的军区、军兵种均设有情报处,任务是负责搜集本系统所需要的战术、战役情报,其中重要的情报,要上报总参谋部情报局进行统一处理。总参谋部情报局对各军兵种的情报处负责业务指导,制定和审定搜集情报或进行侦察的计划。军兵种的情报机构有:空军情报处、海军情报处、防空军情报处、各军区情报,处、特工部队司令部。特工部队司令部是国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领导全军的特工部队,而特工部队则是越军进行地面侦察活动的重要力量。

 

鲁道夫·阿贝尔

 

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是克格勃上校,有“当代王牌间谍”之称。他深通谍术,善于伪装,装什么像什么,成功地扮演了各种不同角色。西方谍报机关称他为“千面人”。他在掩护自己的间谍身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作为教育和培养间谍新手的教材。

 

毁坏密件

 

阿贝尔1904年7月生于莫斯科,从小聪明过人,20岁就精通6国语言,其中包括德语、波兰语、希伯来语等,天生就是从事间谍活动的好材料。后来,他果然成了苏联的间谍。1939年,他潜入被德军占领的波兰,把自己打扮成狂热崇拜纳粹主义的德国侨民,成功地加入德军与纳粹党,不久又进入了德军最高统帅部情报局,当了司机,并随德军来到苏联战场。

 

1941年,阿贝尔所在的部队包围了一支苏军部队。苏军拼死抵抗,但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突然,战场上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苏军用全部剩余火力,不顾一切地掩护一辆重型坦克突围。德军指挥官意识到坦克中必有异乎寻常的人物或文件,立刻命令选派优秀官兵组织突击队,冲上去拦截。然而,在苏军雨点般的火力前,突击队员一批批倒下了。德军指挥官气得直跺脚。阿贝尔在一旁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场。忽然他发现坦克挣扎不动了,马上意识到里面的人可能牺牲了。当时正值最后一批突击队已溃退、新的突击队尚未组建之际,他立即端枪抱炸药挺身请战:“请允许我用生命效忠元首!”德军指挥官对他投以赞许与期待的目光,立即批准。他猫下腰神速前进,接近坦克时,又巧妙地利用苏军的射击死角,爬上坦克,飞快钻进坦克里,果然里面已无人能动了,确实有一包高度机密的文件。他立即烧掉密件,又迅速跃起,炸毁坦克。愤怒的苏军子弹一齐射向他。他身负重伤,失去了知觉。醒来时,他已躺在医院里。德军司令为他的英勇所折服,奖给他一枚“铁十字”勋章,并将他升任为情报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这同时,他被克里姆林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颁发勋章。因为阿贝尔充分利用纳粹给予的权力与信任,窃取了大量核心机密。他曾窃取极端机密的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的代表同美国间谍头子杜勒斯在瑞士的密谈内容。敌对双方同时给予最高奖赏,这在世界间谍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急中生智

 

间谍的生涯是充满各种危险的。1957年,阿贝尔的一名新助手突然背叛,出卖了他,而他却全然不知。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喜过望,阿贝尔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巨谍。中央情报局首脑决定秘密逮捕,争取让他成为暗中为美国效力的双重间谍。

 

当中央情报局便衣闯进阿贝尔的寓所时,他处变不惊,语气坚定。此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最重要的超微密码本,于是立即设法分散对方的注意,将密码本变魔术一般捏在手心,平静地请求上厕所。他在抽水的瞬间,将密码本抛入翻滚的水花中冲走,身后的特工竟毫无察觉。接着,他想到抄写的电报收录纸还放在一团白纸下,于是不露声色,突然看到了画板上的那幅他还没有画完的油画,灵机一动,以遗憾的口气说:“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呢。”随手将那团白纸连同电报纸揉成一团,用它将油画全部抹掉。这团纸很快被颜料浸透。最后,他想到了胸前领带别针里还有一粒超微胶片,上面有总部的重要指示。这时他已被押上轿车。阿贝尔装作漫不经心地按动别针。身边的特工发现了,取下别针,却什么也没发现,又还给了他。阿贝尔一摸别针,心中大喜,胶片已无声无息地掉在昏暗的车内。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因为密件此时已经全部安全处理掉了。

 

1957年11月15日,53岁的阿贝尔在美国因间谍罪被判30年监禁。阿贝尔在听到实际上对他来说等于终身监禁的判决时,表现出“出奇的镇定”。他的律师对此十分惊讶:“这名镇定的职业间谍的自控能力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阿贝尔只在监狱里待了4年多。1962年2月10日,苏联在连接西柏林和波茨坦的格利尼克大桥上用被苏联击落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将阿贝尔交换了回来。

 

梅利塔·诺伍德

 

梅利塔·诺伍德,是克格勃安插在英国的最有价值的间谍,她胸怀列宁主义,三十多年来,她一直为苏联刺探英国情报,令英国蒙受的损失,与著名的“剑桥五杰”不相上下,被称为“红色奶奶”。貌不惊人的她,令英国军情六处名声扫地。

 

梅利塔·诺伍德,1912年出生于英国,父亲亚历山大是拉脱维亚著名的社会党人,被迫移民英国。他积极从事左派活动,并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还创办了激进报纸。父亲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诺伍德。

 

30年代,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空前强大,不少年轻人对苏联怀有好感,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是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在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后,英国民众从感情上进一步亲近苏联,某些左派人士甚至视苏联为法西斯“灰色瘟疫”的唯一克星。借此良机,苏联在英国招募了大批重量级间谍,如剑桥五杰中的伯杰斯和菲尔比,当然,还有诺伍德。

 

诺伍德青年时代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嫁给同是英国共产党员的数学教员希拉利,并在有色金属科研协会谋得了会长助理一职。该协会负责合金及高技术研究的协调工作,是英国负责原子弹设计的核心部门。

 

诺伍德职位不高,但能够接触到众多绝密情报,她将经她手的所有文件一一复印,或是拍摄下来。1937年-1940年,诺伍德向苏联情报人员提供了大量科技情报。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看不见硝烟的间谍战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国不仅希望获得敌军情报,还非常关注盟国动向。情报战重心是搜集敌国和盟国在核计划方面的情报。

 

事实证明苏联人对情报的窃取相当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原子弹的研制进程。其中一部分情报来自美国,一部分则来自英国。英国于1940年开始实施名为“隧道合金”的核计划,诺伍德自1945年起开始向苏联情报部门提供核计划的有关材料。她将翻拍的资料照片转交给伦敦的克格勃联系人。出于安全考虑,她每年与苏联特工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她提供的情报价值极高。英国人认为,斯大林对英国核计术的了解甚至强过英国首相艾德礼。因此,苏联在1949年便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而英国则晚了3年。

 

诺伍德一直坚持自己的情报工作,并为克格勃发展了若干能够提供军事和技术情报的新间谍。她与苏联的合作持续到1972年。与其他间谍不同,她为人低调,从不提及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她轻视金钱,没有从苏联领取一分一毫的报酬。

 

1979年,诺伍德与丈夫希拉利以游客的身份前往苏联。当时,苏联政府要发给她一笔数额巨大的资金,但她拒绝了。而她欣然接受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战斗红旗勋章,并感到非常自豪。

 

在中止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合作后,诺伍德并未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丈夫1986年去世后,她孑然一身,但仍坚持参加左派活动,每天早上都要买30份《晨星报》,分发给邻居及友人。在邻居眼中,这位老太太虽然思想激进,但却和蔼可亲,令人尊敬。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位普通的银发老人领着微薄的退休金,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享受着含饴弄孙的乐趣,会做美味的苹果酱,天天阅读英国共产党的《晨星报》。

 

二战结束后,由于诺伍德从不掩饰自己的党派信仰,英国反间谍部门曾对她产生怀疑,长期调查后,她被认定为克格勃间谍,但军情五处苦于找不到任何证据,无法控告她。当然,这是英国情报部门在90年代末诺伍德身份暴露后的说法,不少人怀疑军情五处是在为挽回声誉而自圆其说。

 

令诺伍德身份暴露的是苏联叛逃者瓦西里·米特罗欣。此人曾在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第一总局的档案处工作。英国人仔细研究了米特罗欣的档案,认定其中的“霍拉”便是诺伍德。1999年,上千页的《米特罗欣档案:克格勃在欧洲和西方》一书付梓,该书的出版在英国引起了轰动。诺伍德被称为“红色间谍奶奶”。

 

身份暴露后,记者蜂拥而来,诺伍德却显得非常淡定自若。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诺伍德并不否认曾与克格勃合作了40年,她说:“既然做过,就应当承认……我不是为了金钱。我希望通过提供的材料,帮助苏联成为能与英国、美国和德国抗衡的国家。”

 

一名记者问她是否为所作的一切感到后悔,她干脆地回答:“绝对不会。”

 

她居住的仍是50年前与丈夫希拉利贷款买下的小屋,屋内贴满了支持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标语。她告诉记者,她崇拜斯大林,认为苏联解体是个悲剧。

 

她黯然神伤地提及了丈夫的辞世。两人相濡以沫50年,希拉利在得知她的间谍活动后,虽然表示反对,但并没有制止,他尊重妻子的信仰和选择。这份深情令诺伍德终身难以忘怀。她对独生女儿安妮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直到米特罗欣档案出版后,安妮才知道这一切。

 

1999年10月,英国内政大臣斯特劳表示,诺伍德理应接受法庭审判。但无论是米特罗欣誊写的档案,还是诺伍德在接受采访时承认的事实,都无法作为法庭证据,而取得确凿证据的希望极为渺茫。当年岁末,英国司法部门宣布对87岁的诺伍德免于起诉。

 

梅利塔·诺伍德只是位普通的英国女子,她的经历印证了这样的真理,即真正有价值的间谍并非如詹姆斯·邦德那样身着燕尾服、魅力出众、能够驾驭一切交通工具、独闯龙潭虎穴。最具价值的间谍是象诺伍德一样外表并不出众的人,他们资质聪颖,办事稳妥,作用不可小觑。

 

2005年6月2日,93岁高龄的梅利塔·诺伍德在其位于伦敦南郊的寓所中溘然长逝。

 

斯卡帕迪奇

 

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间谍之一,打入爱尔兰共和军25年,为英国政府窃取了大量情报,使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阴谋接连破产,上百名该组织的一流杀手命断英国安全部队的枪下;

 

他是英国有史以来付出代价最高的间谍之一,为了确保他在爱尔兰共和军内能获得完全信任并步步高升,40余名英国警官、士兵和北爱地方官员直接或者间接倒在他的枪口下;

 

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倒霉的间谍之一,就在他功成名就时,另一名被英国政府自食其言激怒的间谍将其真实身份捅给了媒体。

 

5月10日,在爱尔兰的一家报纸即将揭穿真相前数小时,这个代号为“赌注之刀”的超级间谍亡命伦敦。这桩超级间谍案的突然曝光使北爱和平面临严峻考验。

 

连夜逃离都柏林

 

5月10日凌晨3时,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三辆挂着特权机构牌号的轿车幽灵般地停在一幢豪华别墅前,别墅的主人随即钻进轿车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4个小时后,人们在报摊前看到“爱尔兰共和军最高领导人之一是英国间谍”的惊人报道。不久,英国国防部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证实,代号“赌注之刀”、打入爱尔兰共和军长达25年的超级英国特工在被曝光前,情报安全机构决定将其撤回英国国内,安置到一处秘密地点。

 

英国资深情报官透露,为了确保超级间谍“赌注之刀”能从都柏林安全撤出,英国军情五处、六处、本土安全机构、苏格兰场出动了60余名最精干的特工,他们潜入爱尔兰,以“接力赛”的方式先后换了12辆车,再设法混过了爱尔兰与英国边境,最终成功地将“赌注之刀”连同他的家人接回伦敦。

 

“007”卧底25年

 

“赌注之刀”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行动部最高领导人弗雷迪·斯卡帕迪奇。25年来,此人一直被英国政府和情报机构描绘成杀人如麻的恐怖首领。然而,他的真实身份是英军的超级间谍,是英国政府25年来揳在爱尔兰共和军心脏内最大的、最致命的一枚钉子。

 

斯卡帕迪奇的传奇间谍生涯始于1978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是真正的爱尔兰共和军志愿者,后来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到旗下。加盟英国情报机构的斯卡帕迪奇在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地位也不断飙升,很快就干到了爱尔兰共和军北方司令部安全总管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斯卡帕迪奇负责挑选想参加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并有权审查潜伏在英国政府各机构内部的爱尔兰共和军间谍。

 

为了巩固加强斯卡帕迪奇在爱尔兰共和军内部的地位,英国政府和情报机构给了斯卡帕迪奇一个连“007”都不可能有的特权———可以杀害英国军警和百姓。据初步统计,为了掩盖真实身份和传递情报,斯卡帕迪奇先后实施超过40次的谋杀和暗杀活动,倒在他枪下的有英国警官、士兵、普通平民和恐怖分子。

 

007的缔造者——伊恩·弗莱明

 

美国最权威的间谍机构在冷战期间展出了收集的间谍用品和间谍电影用品,这出乎意料的展出使得人们透过间谍装备对整个间谍史窥见一斑。实际上沿着二者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一位横跨两个世界的人。他的工作对间谍的性质以及间谍在文艺和影视上的形象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就是詹姆斯·邦德的缔造者——伊恩·弗莱明。

 

伊恩·弗莱明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但没有人意识到在二次大战中,他曾在英国海军情报处供职,他当时看到的许多装备后来都在他的小说里有所体现。

 

在伊恩·弗莱明所构思的小说中,就有获取德国密码机解码本的任务,“残忍行动”是伊恩·弗莱明为获取解码本而策划的行动。它将帮助英国破译人员解读神秘密码,对大西洋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行动包括训练英国间谍讲流利的德语,让他们驾驶一架轰炸机,然后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坠海。让穿着德国军服说着德语的飞行员进入救生艇,这样他们当然会发报说飞机坠毁了,正在海面上漂着,要德国鱼雷艇来营救他们,按计划,弗莱明是行动的指挥。登艇之后,他们会降伏船员,拿到密码本。最初阶段,上述这些也显示出弗莱明的智慧和创造性,战后,他把这些优点转向了另一个有利可图的冒险行动,最终塑造了小说中的特工人员——詹姆斯·邦德。弗莱明想为他笔下的特工起个普通的名字,书桌上面有一本他最喜欢的书——西印度群岛的鸟类,作者叫詹姆斯·邦德,于是主人公的名字就起好了。他的名字应该简短有力,能在他的脑海里形成战后的缩影,而这正是詹姆斯·邦德在他全部作品中的性格定位。

 

007的性格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弗莱明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经历。缩写为OSS的战略服务办公室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创立于1942年,负责人是威廉。弗莱明被派往美国帮助威廉草拟新谍报机构的建议书。

 

弗莱明为威廉写了两份备忘录,其中一份谈到了他对为OSS服务的间谍人员的设想。他提到间谍的年龄应该在40到50岁左右,他经验丰富,游历很广,能讲多种语言。

 

弗莱明同时在构思完美的间谍形象,他把这些品质都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詹姆斯·邦德。弗莱明从军事和情报背景中仔细勾勒出了他笔下的英雄。

 

另一个更为有趣的说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一套密码被英国海军情报机关破译了,代码是0070。要知道伊恩·弗莱明了解这个情况,而且印象深刻。他有可能以此作为间谍詹姆斯·邦德的代号。

 

007电影以及小说中的工具

 

弗莱明对这些工具很感兴趣。他与非常聪明的供给部门官司员查尔斯建立了合作关系。查尔斯的任务是为英国谍报人员的侦察和监视工作提供恰当的工具。

 

他经常在弗莱明的建议下创造出各种工具,包括隐秘的指南针、秘密武器,能藏在手杖里的微型照相机,还有收藏地图的方法,特殊的伪装设备,以及如何把英国空军的军装瞬间变成平民服饰等等。

 

玛塔.哈丽

 

玛塔·哈丽,这个艳绝一时的尤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广为人知,被世人津津乐道。有关她的故事被写成文章,拍成电影,出版成书,很多人还对她本人进行专门的研究。她的知名度没有随岁月的增长而消磨,反而被世人追捧为全世界古往今来最著名的间谍之一。她的绝世美貌和她的旷世传奇留给世界一个永恒的话题。谈起玛塔·哈丽,人们的眼光里和语言中充满艳羡、迷离、叹息、嫉妒……1905年4月的一天傍晚,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举行了一次特别的演出。大厅里挤满了观众,一位名叫玛塔·哈丽的舞女,表演着一种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印度婆罗门艺术‘舞蹈,越到后来越急遽狂野,令人眼花缭乱的手部动作快得令人咋舌。观众们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完全被这位舞女的风姿给迷住了。

 

玛塔·哈丽一举成名,第二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毫不吝啬地给了她最抢眼的版面并配以巨幅艳照,她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开始频频出现在最时髦的游乐场、音乐厅、贵族沙龙和大企业主的私人聚会等场合,除却美艳之外,玛塔·哈丽还显露出天生的非凡智慧。她的影响渐渐向整个欧洲扩展,上流社会竞相吹嘘自己和玛塔·哈丽有私交。名门望族之后、政治家、百万富豪纷纷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这正是欧洲上空阴云密布的日子。玛塔·哈丽接受了一项任务:利用她超凡脱俗的魅力,为德意志帝国服务。1910年,她被派到离瑞士边境不远的勒拉赫一所特别侦察学校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从此,玛塔·塔丽的人生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也给她充满传奇的人生注入了更多令人唏嘘的神秘光环。

 

在特别侦察学校培训后,玛塔·哈丽更多地出入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地的声色场,每到一处,总能引起轰动。当然,玛塔·哈丽在巴黎独宅的欢宴也常常通宵达旦。黎明时分,就在来宾们醉意朦胧的时候,玛塔·哈丽似乎无意间聊开了政治。她就像一束艳丽的热带花朵,预感到风暴即将到来,温柔的花瓣不住地颤抖,一双描成青色的眼睛惊恐无助地盯着男人们红晕的脸庞,喃喃地说她害怕那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来宾们赶忙争先恐后地安慰玛塔·哈丽,喋喋不休地告诉她法国军队究竟是如何不可战胜的。

 

这些谈话的内容呈送到了德国总参谋部。基于对谈话内容的分析,德国人对法国同行的意图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这就是‘1917战略方案‘,即法国在战争条件下将会进行防御,而不是进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玛塔·哈丽又接到新的指令,德国方面命她收集法国的军事情报。下命令者还交给她一些中立国的邮政信箱地址,以便她发送密码情报,30000法郎则是她的一部分酬劳。玛塔·哈丽选中了她的第一个目标,她很方便地弄到接近前线地区的通行证,然后就迅速赶往维特尔。玛塔·哈丽在这儿整整呆了七个月,她偶尔会在晚上到附近一家军官俱乐部的小酒馆消遣一下,她跟军官们打得火热,她所需要的情报,他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地讲出来,她只须竖起耳朵听就可以了。

 

60岁的海军上将是个好色之徒,他一眼见到玛塔·哈丽就对她的美色垂涎了上了。玛塔·哈丽不久就到了他的身边。海军上将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与玛塔·哈丽调情上,做梦也没有想到美艳绝伦的玛塔·哈丽竟然会是德国的间谍。

 

就在上将在浴室里对美好时光无限憧憬的时候,玛塔·哈丽抓紧时机,拿出微型照相机,以最快的速度拍下了海军密码本中的全部内容。

 

玛塔·哈丽的行为引起了法国反间谍机关的注意,紧接着,她被监视起来。法国人发现,玛塔·哈丽每个月定期到巴黎去一到两次,每次到巴黎,她必定要去拜访荷兰、瑞典和西班牙驻法国大使。法国著名的反间谍第二局秘密拦截并搜查了三国大使的邮件,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每位外交信使的公文包里都有几封玛塔·哈丽发往国外的信件。

 

玛塔·哈丽向法国人表白她同样可以为法国人做事,告诉他们:她在柏林偶然听到过一位上校说,法国潜艇早就开始运送走私武器到摩洛哥马赫迪亚港,为什么盟军不去拦截呢?她甚至主动提出,她可以去比利时布鲁塞尔,以自己的交际能力去说服德国著名的干将比辛克将军,让他向法国缴械……她的建议如滔滔江水绵绵不断,一个比一个诱人。

 

法国人一时间相信了这位交际圈的女明星,决定派她去诱降比辛克将军,并把一份在布鲁塞尔的法国间谍六人名单交给了她,安排她到了布鲁塞尔。然而,玛塔·哈丽却把六名法国间谍的名字和住址交给了德国的反间谍机构。

 

玛塔·哈丽是在荷兰驻巴黎的使馆前被捕的,然后被长期拘禁在圣拉扎尔监狱12号监房。1917年7月24日,玛塔·哈丽被带上了军事法庭。法庭强调,她长期从事服务于德国的间谍活动,导致17艘盟军船只被击沉,造成50000多名法国士兵阵亡。此外,玛塔·哈丽还出卖了6名法国秘密间谍,向敌方报告法、英军队的情报,骗取美国军官拟议中的盟军坦克应用方案,还促成英国巡洋舰在奥尼克群岛被击沉,海军元帅基奇纳勋爵同时遇难。

 

玛塔·哈丽拒绝承认自己是间谍,可她依然被判处死刑。

 

1917年10月15日早晨是玛塔·哈丽与这个曾带给她花天酒地的生活、恣意纵情的狂欢与成为人瞩目中心的美妙感觉的世界诀别的时候了。她仔细梳理了头发,化了淡妆,乘上一辆带蓬卡车,从监狱被带到文森射击场--她的刑场。

 

排枪射击的闷响打破了秋日清晨的宁静,玛塔·哈丽,这位美艳绝伦的舞女、交际明星、巴黎人的宠儿,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女谍,在刑场上香消玉殒。有人看见,就在枪决前,她还向行刑队送去了飞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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